陳水扁總統在「全國社會福利會議」中，提出「積極性社會福利」的願景，認為應將社會福利當作社會投資，規劃兼顧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制度。面對全球化下劇烈的經濟、社會變遷，傳統的社會福利政策必須調整；強調社會投資、促進就業、社會互助、社會整合的積極性社會政策，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七○年代末期，歐美的福利國家紛紛出現危機。由於企業外移，失業率上升，稅收下降，但社會支出的需求反而增加，財政赤字擴大。而在此同時，國際匯率改成浮動制，使得二次戰後盛行的一國凱因斯主義頓時陷入困境，經濟政策與福利國家兼顧的理想無以為繼。積極性社會福利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。許多學者指出，社會福利不完全都是消耗性的支出，也可能有生產性的效果。譬如對人力資本的投資，既是福利，也是經濟政策；而設計得當的社會福利，所帶來的社會穩定、社會團結效果，正是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制度條件。 近年來，英國、荷蘭、丹麥、芬蘭、瑞典等國推行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都能成功地兼顧經濟競爭力，以及社會保障。
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大致應包括以下幾個重點：
1.預防勝於補救
以全民健保為例，不應僅限於醫療給付，更須積極預防疾病發生，否則像愛滋病，一旦蔓延，勢必成為健保財務的巨大負擔；又如貧窮與失業問題的對策，除了社會救助、失業給付外，更需積極性的方案，如提供更多的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，協助人民脫離困境。
2.工作的重要性
有一份工作，對個人而言，可以改善家庭經濟；對社會而言，可以促進參與，防止疏離；對經濟發展而言，提供勞動參與；對國家而言，不但減少失業給付支出，更可強化稅基，才有本錢發展更好的社會福利方案。因此，世界各國莫不提高就業誘因，積極協助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，並且強化教育與職業訓練，儲備優質的人力資源，以利產業升級的進行。
3.權利與責任的平衡
設計失當的社會福利制度，往往造成有工作能力的人卻依賴福利，不但扭曲了國家福利資源的分配，也會損害人民的鬥志。因此，在英國新工黨的黨章上特別指出：「我們享有的權利反映著我們要負擔的責任」，主張對於需要幫助者，應該給予幫助；對於有能力工作者，則應該協助其工作。
4.促進社會整合與團結
好的社會福利，不只是殘補性的滿足民眾的最低需求，更要透過制度性的資源再分配，縮小貧富差距，減少社會分化，進而促進社會團結。不宜只因為財政的片面考量，忘記了社會福利的這個重要功能。不同城鄉別、不同職業別、不同人口群間的福利給付往往有差別待遇，例如公務人員與勞工之間退休保障的天壤之別，正是長久以來造成社會分化、對立的重要原因；而研議中的國民年金儲保制，對象主要是目前未納保的弱勢人口，可能會成為窮人間的自助會，而無法促進社會正義及社會的互助團結。這些都值得我們慎重考慮。
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雖然強調社會福利與就業的整合 ，但對於弱勢者，也強調必須建構安全網，提供特別的協助。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也與所謂的「工作福利」（workfare）不同。在整體工作機會縮減的趨勢下，如果只是片面地強調教育訓練、工作倫理，也可能使得勞動市場的兩極化，反而損害社會團結。紀登斯教授在台灣演講時特別指出，蓬勃的經濟發展不必然會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。因此，我們在規劃經濟政策時，不應只考慮產值，而應以創造工作機會為重要目標。只有一方面創造就業機會，一方面進行全面性的教育與訓練的投資，強化人民的就業能力，提升整體人力資源，如此將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搭配，才能同時提升國力與人民福祉。
面對經濟全球化、人口老化、生育率降低、家庭不穩定、貧富差距擴大、勞動市場結構性失衡、政府財政困難等問題，台灣必須掌握上述積極性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則，才有可能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團結雙贏的局面。我們相信，完全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，將喪失促進人民福祉的目的；只有能發揮自助及互助精神，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的積極性社福政策，才能為台灣社會發展開創生機。
自由時報 2002.05.20
周玟琪╱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
劉進興╱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
* * * * * * * * *
七○年代末期，歐美的福利國家紛紛出現危機。由於企業外移，失業率上升，稅收下降，但社會支出的需求反而增加，財政赤字擴大。而在此同時，國際匯率改成浮動制，使得二次戰後盛行的一國凱因斯主義頓時陷入困境，經濟政策與福利國家兼顧的理想無以為繼。積極性社會福利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。許多學者指出，社會福利不完全都是消耗性的支出，也可能有生產性的效果。譬如對人力資本的投資，既是福利，也是經濟政策；而設計得當的社會福利，所帶來的社會穩定、社會團結效果，正是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制度條件。 近年來，英國、荷蘭、丹麥、芬蘭、瑞典等國推行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都能成功地兼顧經濟競爭力，以及社會保障。
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大致應包括以下幾個重點：
1.預防勝於補救
以全民健保為例，不應僅限於醫療給付，更須積極預防疾病發生，否則像愛滋病，一旦蔓延，勢必成為健保財務的巨大負擔；又如貧窮與失業問題的對策，除了社會救助、失業給付外，更需積極性的方案，如提供更多的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，協助人民脫離困境。
2.工作的重要性
有一份工作，對個人而言，可以改善家庭經濟；對社會而言，可以促進參與，防止疏離；對經濟發展而言，提供勞動參與；對國家而言，不但減少失業給付支出，更可強化稅基，才有本錢發展更好的社會福利方案。因此，世界各國莫不提高就業誘因，積極協助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，並且強化教育與職業訓練，儲備優質的人力資源，以利產業升級的進行。
3.權利與責任的平衡
設計失當的社會福利制度，往往造成有工作能力的人卻依賴福利，不但扭曲了國家福利資源的分配，也會損害人民的鬥志。因此，在英國新工黨的黨章上特別指出：「我們享有的權利反映著我們要負擔的責任」，主張對於需要幫助者，應該給予幫助；對於有能力工作者，則應該協助其工作。
4.促進社會整合與團結
好的社會福利，不只是殘補性的滿足民眾的最低需求，更要透過制度性的資源再分配，縮小貧富差距，減少社會分化，進而促進社會團結。不宜只因為財政的片面考量，忘記了社會福利的這個重要功能。不同城鄉別、不同職業別、不同人口群間的福利給付往往有差別待遇，例如公務人員與勞工之間退休保障的天壤之別，正是長久以來造成社會分化、對立的重要原因；而研議中的國民年金儲保制，對象主要是目前未納保的弱勢人口，可能會成為窮人間的自助會，而無法促進社會正義及社會的互助團結。這些都值得我們慎重考慮。
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雖然強調社會福利與就業的整合 ，但對於弱勢者，也強調必須建構安全網，提供特別的協助。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也與所謂的「工作福利」（workfare）不同。在整體工作機會縮減的趨勢下，如果只是片面地強調教育訓練、工作倫理，也可能使得勞動市場的兩極化，反而損害社會團結。紀登斯教授在台灣演講時特別指出，蓬勃的經濟發展不必然會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。因此，我們在規劃經濟政策時，不應只考慮產值，而應以創造工作機會為重要目標。只有一方面創造就業機會，一方面進行全面性的教育與訓練的投資，強化人民的就業能力，提升整體人力資源，如此將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搭配，才能同時提升國力與人民福祉。
面對經濟全球化、人口老化、生育率降低、家庭不穩定、貧富差距擴大、勞動市場結構性失衡、政府財政困難等問題，台灣必須掌握上述積極性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則，才有可能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團結雙贏的局面。我們相信，完全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，將喪失促進人民福祉的目的；只有能發揮自助及互助精神，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的積極性社福政策，才能為台灣社會發展開創生機。
自由時報 2002.05.20
周玟琪╱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
劉進興╱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
* * * * * * * * *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