躲藏世界-劉進興的部落格

    ─  比較2000年與2008年兩次經濟風暴下的兩黨政策

      馬政府執政以來，股市下跌，經濟轉壞。內閣雖有許多老將，卻都宛如生手，被一個毒奶粉就搞得灰頭土臉。唯一展現「魄力」的是不避劫貧濟富之嫌，斷然宣布「證交稅減半」以及「遺贈稅大幅調降」。這兩個政策以前民進黨不敢碰，馬政府一執政就馬上作到。本文檢視調降遺產稅政策的立論基礎，並比較國、民兩黨思考模式的差異。


  

6.  調降遺贈稅的真相 

        降遺產稅當然是圖利富人；為了平衡社會觀感，減稅方案也提高了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扣除額，以讓一般人分沾雨露。據財政部估計，降低個人綜合所得稅，將使政府稅收減少154億元，由360 萬戶受益。至於降低遺贈稅，財政部說稅收會損失200億元，但沒有提到受益人數。財政部並非忘記，而是不好意思講。        (表一) 是2007年的遺產稅實徵資料。每年申報約十萬件中，大約95%免稅，2007年只有5,296人必須繳稅。這是因為房屋土地乃按公告現值申報，而大多地區的公告現值只有市值的三成，因此不但純薪水階級不需要繳遺產稅，連小有資產者，即使繼承了價值一、兩千萬元房地產，扣去799萬元免稅額以及各種扣除額後，也未達扣繳門檻。 

        必須繳稅的裡頭，500件的稅率只有2%，2,280件的最高邊際稅率在11%以下，3,322件的最高邊際稅率在20%以下。真正適用50%邊際稅率的其實不到兩百人。換句話說，遺產稅對大多數的人影響很小，想要調降的只是極富之人。  
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表一  2007年遺產稅實徵情況      (根據九十六年賦稅統計年報)

級距別

稅率

陳水扁總統在「全國社會福利會議」中，提出「積極性社會福利」的願景，認為應將社會福利當作社會投資，規劃兼顧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制度。面對全球化下劇烈的經濟、社會變遷，傳統的社會福利政策必須調整；強調社會投資、促進就業、社會互助、社會整合的積極性社會政策，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
七○年代末期，歐美的福利國家紛紛出現危機。由於企業外移，失業率上升，稅收下降，但社會支出的需求反而增加，財政赤字擴大。而在此同時，國際匯率改成浮動制，使得二次戰後盛行的一國凱因斯主義頓時陷入困境，經濟政策與福利國家兼顧的理想無以為繼。積極性社會福利的概念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。許多學者指出，社會福利不完全都是消耗性的支出，也可能有生產性的效果。譬如對人力資本的投資，既是福利，也是經濟政策；而設計得當的社會福利，所帶來的社會穩定、社會團結效果，正是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制度條件。 近年來，英國、荷蘭、丹麥、芬蘭、瑞典等國推行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都能成功地兼顧經濟競爭力，以及社會保障。

積極性的社會福利政策，大致應包括以下幾個重點：

1.預防勝於補救

以全民健保為例，不應僅限於醫療給付，更須積極預防疾病發生，否則像愛滋病，一旦蔓延，勢必成為健保財務的巨大負擔；又如貧窮與失業問題的對策，除了社會救助、失業給付外，更需積極性的方案，如提供更多的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，協助人民脫離困境。

    每個時代的人都以為自己的時代是前所未見的亂世，一切都在流動，一切都在變化,。抱怨轉型的痛苦，自古皆然，於今尤烈。
    幾千年前，遊牧經濟剛轉型成農業經濟，財富的形式由牛羊變成土地，財富重分配造成的激烈征戰幾乎是古代史的整個內容。
    幾百年前，農業經濟轉型成工業經濟，財富的形式又由土地變成機器，激烈的社會衝突在近代史中明顯可見，包括英國的圈地運動，台灣的土地改革，以及貧富差距的明顯化，但也促成了社會制度的改變，例如福利體系的建立。
    過去一、二十年，新的變化又在醞釀。有人說，這是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。轉型的本質或有爭議，轉型的跡象明顯可見。不僅人們的工作方式，各種社會制度，包括勞動政策，都面臨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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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兩個新的挑戰：新科技的出現，以及經濟的全球化。
    曾任美國勞工部長的 Brandeis 大學教授 Robert Reich 在自傳 (Locked in the Cabinet)中說︰「過去15年來﹐所得曲線後半段的人比以前更慘。中間階級被搾取﹐貧窮者則更貧窮。薪資差距以驚人的速度拉大。這些都導因於七十年代開始的兩大巨變：新科技（如電腦）的出現﹐以及全球經濟的整合」。
    以前的福特式生產線只能生產千輛一律的汽車︰黑色、收音機、手排檔。工人只要受過簡單的教育與訓練，就可以變成每幾秒轉一顆螺絲的生產線中的一環。大量生產滿足了大量消費的需求。
    科技改變了消費、管理、以及生產的方式。消費者開始要求個人化的產品，以汽車為例︰各種顏色、不同的裝潢、不同的配備。電腦可以處理多樣化的訂單與存貨。大量生產轉變成多樣化、高附加價值的生產。簡單的生產線不再適用，重複性的工作漸漸被需要思考判斷的團隊型工作所取代。

    2002年初游內閣成立之際﹐【台灣智庫】針對政府改造、經濟發展、財金改革、社會發展、兩岸、外交各領域﹐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一系列建言﹐這是其中的第四篇。

    政黨輪替是人民要求改革的授權令。儘管廿個月來景氣低迷，新政府蹣跚學步，但人民仍然在兩個月前選出一個較友善的新國會，支持民進黨政府把改革繼續下去。面對新的國會，以及經濟回春的跡象，新內閣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。但改革是全面的，台灣智庫認為，經濟政策要有配套的社會政策，才能健全發展。

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的平衡點

    我們認為，新內閣必須面對三個問題：
    第一個是老問題，即如何求得經濟發展vs.社會公義的平衡。二次戰後，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為了避免戰前經濟大蕭條的慘劇重演，以及面對民主政治下全民共享的需求，紛紛建立福利國家，以維持社會安全與社會公平。這就是放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，可以說是「舊中間路線」。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相對落後，如何取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的平衡點，執政的民進黨必須嚴肅面對。

    第二個是新問題，即新科技與全球化所衍生的分配不均與失業問題。新科技固然創造了高報酬的工作機會，但也造成了知識差距，使得貧富差距拉大。全球化則使得資金快速移動，全球競爭取代了國內競爭，勞資關係變得更不穩定。就業減少以及產業外移都使得福利國家的財政發生問題。因此出現了「新中間路線」，如英國的紀登斯主張以平等來進行社會整合、以國家作為社會投資者、以及建構積極的公民社會；美國的柯林頓則強調重視社會問題、大量投資教育訓練、並以經濟平等來促進社會凝聚；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強調透過教育訓練提升勞動力，以協助勞工在變動的時代就業，以及透過新的機制來維持社會的公平分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