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 英國第三條路的創始者 A.Giddens 來台前﹐報上已有一些學者評論﹐大抵是悲觀地認為台灣是東施效顰﹐學不成啦。紀登斯在台演講兩場﹐我參加4/15的第一場﹐覺得他講得 very to the point﹐對我們也頗多啟發。)
紀登斯教授的來訪﹐有的人以為可以加持民進黨政府倡言的「新中間路線」﹐有的人則以為可以使後者相形見拙﹐而被埋葬掉。
有的學者以為：台灣沒有像歐洲一樣的福利國家傳統﹐沒有左派政黨﹐也沒有強大的工會﹐根本沒有資格講什麼新中間路線。 紀登斯教授可不這樣想。他在昨天的演講中不但拒絕針對台灣的具體問題提出藥方﹐也不認為英國、德國、丹麥、甚至台灣的第三條路政策應該一模一樣。那麼﹐第三條路的核心精神究竟是什麼呢？
面對全球化、知識經濟、新個人主義興起等三大巨變﹐資本不再局限於國界﹐製造業人口下滑﹐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﹐舊的自由市場派跟舊的左派（社會黨、社會民主黨）都束手無策。第三條路是歐洲中間偏左路線面對變局的重建運動﹐目的是要一方面維持經濟競爭力﹐另一方面提供適當的保障以維繫社會團結。紀登斯說﹐大家面對同樣的變局﹐目的也差不多﹐但每個國家的歷史條件都不一樣﹐因此「問題是全球性的﹐政策卻必須是在地的」。
台灣同樣面對全球化、知識經濟、新個人主義的威脅。如果要兼顧經濟競爭力和社會團結﹐不可能再走回國家控制一切的威權社會與黨國資本主義﹐也不應該冒著社會分裂的危險走激進的市場資本主義。紀登斯認為唯一可行的是新的中間偏左路線。台灣雖然沒有福利國家的傳統﹐沒有左派政黨﹐沒有強大的工會﹐但也因而沒有這些傳統所帶來的包袱﹐不必自我設限。
紀登斯提出所有「第三條路」共通的五大元素﹐其實對台灣的尋路者頗具啟發性。
第一、政府改造。政府改造並不是愈小愈好﹐不是要解除國家的功能﹐而是要一個更有力量、更有效能、負責任、可以應變的政府。紀登斯特別強調﹐一個好的社會不能完全被國家所主導﹐也不能完全被市場力量所主導﹐必須兩者平衡﹐競爭與安定兼顧。這一點對轉型中的台灣特別重要。由於過去國家壟斷的惡劣記憶﹐我們很容易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﹐所謂「民間可以作的﹐政府就不要作」如果推到極端﹐往往會陷入將一切都交給市場力量主導的危險。
全民健保所以能夠成功﹐必須歸功於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平衡（私下交談時﹐紀登斯特別詢問是否有選擇醫生的權利）﹐目前碰到的困難﹐應該細心地去解決﹐如果完全丟給市場去解決﹐必將產生更多的問題。
第二、民間社會的改造。台灣社會過去大都由政府主導﹐解嚴之後﹐所謂民間的參與其實只是企業、財團的參與。紀登斯強調必須有政府、企業、民間社會三方面的參與才能成功。只有民間社會的參與才能真正將社區力量動員起來﹐才能將民主政治民主化。
民間社會的動員能力﹐不只在「九二一」震災後充分地展現出來﹐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﹐以及若干經濟型永續就業工程計畫：如台南環保聯盟將四十棟大廈的居民和學校組織起來﹐建立廚餘回收系統；赤崁文史工作室訓練古蹟導覽員﹐提升地區文化觀光的品質；彭婉如基金會建立家事管理員與保姆的社區服務系統﹐這些往往撼動我的心弦。民間充沛的創意與活力亟待開發﹐然而政府還不懂得如何跟民間社會合作﹐許多法規、補助辦法、會計制度往往是在扼殺民間社會的成長。正在進行中的政府改造應該將之視為重點來處理。
第三、經濟的改造。紀登斯特別強調政府財政的管控、人力資源的投資、以及工作機會的創造。尤其是後者﹐不要以為經濟好轉就自動會跑出工作機會來﹐過去英國長期的高失業率就是一個慘痛的例子。紀登斯建議採取積極的就業政策。
台灣目前正朝著這個方向走。如果這個會期立法院通過「就業保險法」﹐將失業給付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結合起來﹐就可以取代目前消極性的失業給付辦法。然而這只是第一步﹐目前正在進行的職業訓練體系重建必須落實﹐以引進民間機構提供更合乎市場需求的訓練。
在人力資源投資方面﹐技職學校也許會轉型﹐但技職教育不應該消失。必須將高中以上教育與職業能力的培養結合起來﹐不能只是教出一整代只會考試不會工作的人﹐等著被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所淘汰。如何將教育改革、終身學習、職業能力的培養整合起來規劃﹐恐怕是台灣面對新的經濟情勢最大的挑戰。
第四、福利制度的改造。紀登斯並不在乎台灣低度的社會福利發展﹐反而認為沒有舊的包袱不見得是壞事。他認為要避開歐洲福利國家的困境﹐就必須採取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、以及積極的勞動力政策。這正是英國、芬蘭、丹麥成功的秘訣。
民主國家基於選票不可能不建立相當程度的福利體系。但如果我們採取現金給付的福利政策（如托兒、托老補助）﹐政府的負擔會愈來愈重﹐應有的服務也不見得會出現；如果採取福利服務的提供（如建立托兒、托老設施）﹐不但負擔較輕﹐也可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﹐促進經濟發展。
行政院目前推動的福利產業大致朝此方向﹐但這方面需要更全面的規劃。政府在選擇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時必須慎重。
第五、公共服務的改造。包括教育、健康、交通、水電等﹐必須能夠滿足人民之需求。紀登斯指出英國以前認為國營沒有效率﹐都將之民營化。但是有些時候企業並無法完全取代政府﹐往往衍生出許多問題來。因此他建議台灣學習這些經驗﹐發展新的國家與企業的夥伴關係﹐互相學習﹐才能解決問題。
今年一月底﹐我在對新內閣的建言「社經發展並重，落實新中間路線」一文中建議：「新內閣在拼經濟的同時﹐也必須重視配套的社會發展策略。一方面大力投資教育與訓練﹐另一方面則應建立一套完整的、彈性靈活、又有保障的社會安全網」﹐其實跟紀登斯教授的方向大致相符。當時也指出﹐這樣的期許並非空中樓閣﹐例如全民健保的開辦、就業保險法的提出、教育改革、終身學習的推動、職業訓練體系的改造、退休制度的改革、以及民間社會的萌芽﹐在在顯示一個進步的政策方向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。
可是我們也知道﹐如果不站在一個完整的理論上去建構這一套政策﹐將會有繞圈子甚至逆轉的危險。紀登斯教授的來訪﹐正好提供我們一個寶貴的思辨機會﹐希望我們能把握這個機會﹐將台灣的新中間路線往前推一大步。
(2002.4/16 中國時報)
紀登斯教授的來訪﹐有的人以為可以加持民進黨政府倡言的「新中間路線」﹐有的人則以為可以使後者相形見拙﹐而被埋葬掉。
有的學者以為：台灣沒有像歐洲一樣的福利國家傳統﹐沒有左派政黨﹐也沒有強大的工會﹐根本沒有資格講什麼新中間路線。 紀登斯教授可不這樣想。他在昨天的演講中不但拒絕針對台灣的具體問題提出藥方﹐也不認為英國、德國、丹麥、甚至台灣的第三條路政策應該一模一樣。那麼﹐第三條路的核心精神究竟是什麼呢？
面對全球化、知識經濟、新個人主義興起等三大巨變﹐資本不再局限於國界﹐製造業人口下滑﹐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﹐舊的自由市場派跟舊的左派（社會黨、社會民主黨）都束手無策。第三條路是歐洲中間偏左路線面對變局的重建運動﹐目的是要一方面維持經濟競爭力﹐另一方面提供適當的保障以維繫社會團結。紀登斯說﹐大家面對同樣的變局﹐目的也差不多﹐但每個國家的歷史條件都不一樣﹐因此「問題是全球性的﹐政策卻必須是在地的」。
台灣同樣面對全球化、知識經濟、新個人主義的威脅。如果要兼顧經濟競爭力和社會團結﹐不可能再走回國家控制一切的威權社會與黨國資本主義﹐也不應該冒著社會分裂的危險走激進的市場資本主義。紀登斯認為唯一可行的是新的中間偏左路線。台灣雖然沒有福利國家的傳統﹐沒有左派政黨﹐沒有強大的工會﹐但也因而沒有這些傳統所帶來的包袱﹐不必自我設限。
紀登斯提出所有「第三條路」共通的五大元素﹐其實對台灣的尋路者頗具啟發性。
第一、政府改造。政府改造並不是愈小愈好﹐不是要解除國家的功能﹐而是要一個更有力量、更有效能、負責任、可以應變的政府。紀登斯特別強調﹐一個好的社會不能完全被國家所主導﹐也不能完全被市場力量所主導﹐必須兩者平衡﹐競爭與安定兼顧。這一點對轉型中的台灣特別重要。由於過去國家壟斷的惡劣記憶﹐我們很容易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﹐所謂「民間可以作的﹐政府就不要作」如果推到極端﹐往往會陷入將一切都交給市場力量主導的危險。
全民健保所以能夠成功﹐必須歸功於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平衡（私下交談時﹐紀登斯特別詢問是否有選擇醫生的權利）﹐目前碰到的困難﹐應該細心地去解決﹐如果完全丟給市場去解決﹐必將產生更多的問題。
第二、民間社會的改造。台灣社會過去大都由政府主導﹐解嚴之後﹐所謂民間的參與其實只是企業、財團的參與。紀登斯強調必須有政府、企業、民間社會三方面的參與才能成功。只有民間社會的參與才能真正將社區力量動員起來﹐才能將民主政治民主化。
民間社會的動員能力﹐不只在「九二一」震災後充分地展現出來﹐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﹐以及若干經濟型永續就業工程計畫：如台南環保聯盟將四十棟大廈的居民和學校組織起來﹐建立廚餘回收系統；赤崁文史工作室訓練古蹟導覽員﹐提升地區文化觀光的品質；彭婉如基金會建立家事管理員與保姆的社區服務系統﹐這些往往撼動我的心弦。民間充沛的創意與活力亟待開發﹐然而政府還不懂得如何跟民間社會合作﹐許多法規、補助辦法、會計制度往往是在扼殺民間社會的成長。正在進行中的政府改造應該將之視為重點來處理。
第三、經濟的改造。紀登斯特別強調政府財政的管控、人力資源的投資、以及工作機會的創造。尤其是後者﹐不要以為經濟好轉就自動會跑出工作機會來﹐過去英國長期的高失業率就是一個慘痛的例子。紀登斯建議採取積極的就業政策。
台灣目前正朝著這個方向走。如果這個會期立法院通過「就業保險法」﹐將失業給付、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結合起來﹐就可以取代目前消極性的失業給付辦法。然而這只是第一步﹐目前正在進行的職業訓練體系重建必須落實﹐以引進民間機構提供更合乎市場需求的訓練。
在人力資源投資方面﹐技職學校也許會轉型﹐但技職教育不應該消失。必須將高中以上教育與職業能力的培養結合起來﹐不能只是教出一整代只會考試不會工作的人﹐等著被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所淘汰。如何將教育改革、終身學習、職業能力的培養整合起來規劃﹐恐怕是台灣面對新的經濟情勢最大的挑戰。
第四、福利制度的改造。紀登斯並不在乎台灣低度的社會福利發展﹐反而認為沒有舊的包袱不見得是壞事。他認為要避開歐洲福利國家的困境﹐就必須採取積極的社會福利政策、以及積極的勞動力政策。這正是英國、芬蘭、丹麥成功的秘訣。
民主國家基於選票不可能不建立相當程度的福利體系。但如果我們採取現金給付的福利政策（如托兒、托老補助）﹐政府的負擔會愈來愈重﹐應有的服務也不見得會出現；如果採取福利服務的提供（如建立托兒、托老設施）﹐不但負擔較輕﹐也可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﹐促進經濟發展。
行政院目前推動的福利產業大致朝此方向﹐但這方面需要更全面的規劃。政府在選擇社會福利政策的方向時必須慎重。
第五、公共服務的改造。包括教育、健康、交通、水電等﹐必須能夠滿足人民之需求。紀登斯指出英國以前認為國營沒有效率﹐都將之民營化。但是有些時候企業並無法完全取代政府﹐往往衍生出許多問題來。因此他建議台灣學習這些經驗﹐發展新的國家與企業的夥伴關係﹐互相學習﹐才能解決問題。
今年一月底﹐我在對新內閣的建言「社經發展並重，落實新中間路線」一文中建議：「新內閣在拼經濟的同時﹐也必須重視配套的社會發展策略。一方面大力投資教育與訓練﹐另一方面則應建立一套完整的、彈性靈活、又有保障的社會安全網」﹐其實跟紀登斯教授的方向大致相符。當時也指出﹐這樣的期許並非空中樓閣﹐例如全民健保的開辦、就業保險法的提出、教育改革、終身學習的推動、職業訓練體系的改造、退休制度的改革、以及民間社會的萌芽﹐在在顯示一個進步的政策方向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。
可是我們也知道﹐如果不站在一個完整的理論上去建構這一套政策﹐將會有繞圈子甚至逆轉的危險。紀登斯教授的來訪﹐正好提供我們一個寶貴的思辨機會﹐希望我們能把握這個機會﹐將台灣的新中間路線往前推一大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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